理想的学者——沈毅教授访谈录
沈毅，1954年出生，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，历史学博士。1997年至2002年担任新闻传播系主任，2002年1月至2012年5月担任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，现为仰恩大学人文学院院长，学科带头人。出版专著《<独立评论>研究》《论政与启蒙：近代同人报刊研究——以<努力周报>为例》《近现代经济新闻历程研究》，发表论文50余篇，主编《2007北京文化传媒产业发展报告》《报业经济论集》《中国经济新闻史》等书，成果具有开拓性，丰富和优化了新闻学、新闻史及经济新闻史学科体系，两次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，2010、2012年相继被评为“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”和“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”。同时兼任北京市写作学会副会长，公开发表诗约40余首，其中《月光》《康河的波》收录于两种版本的《大学语文》教材。
记者：沈教授您好。之前对您的采访都是针对院系调整、学院学科建设等方面，您是以院长的身份接受采访，今天则是以一位学者、一位长者的身份。您在青年时代被卷进时代的大潮中，做过插队知青、煤矿工人、工厂铣工以及企业宣传科干事，这样的经历对您有何触动?
沈毅教授：文革十年对国家、社会和个人都是一场巨大的冲击。对于那些从冲击中挺过来、并在后来做出些成绩的人来说，这算是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，但却是主观上谁都不愿有的经历。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参加高考并如愿进入大学，从此人生转向了另外一条道路。时光退回，倘若不是那样，我可能仍是一名普通工人，以其他形式学习和充实自己，并继续自己的文学创作。
记者：我觉得您是一位特别有想法的人。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第一年，便考入辽宁大学历史系，当年选择历史专业的初衷是什么?
沈毅：恢复高考第一年，可供选择的院校并不多，故有不尽人意的地方：与热爱的中文专业失之交臂，被录取到历史系。当时稍感遗憾，但现在想来，未尝不是幸事。于我来说，正是历史专业的学习才有了我的今天。否则，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客观而深刻。
记者：的确如此。培根说，读诗使人聪慧，读史使人明智。学习历史专业，毕业后也一直在历史学领域进行研究，具体来说，您觉得历史专业的学习对您有何影响?
沈毅：我对文学很偏爱，从小写作能力强。但文学毕竟仅是众多学科领域中的一个点、一个面，历史专业则上下千年、纵横万里，有着更为广阔的视野。我可以继续投身喜爱的文学史，同时可涉猎政治史、经济史、社会史、哲学史等等，以全面的眼光去审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。学史使人对过去不甚了解的事物倾注心力，对现实也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历史是现实的昨日，今天是历史的延续。当你对现实问题感到困惑不解时，总能从历史中获得启发。我认为，每个人都是一只脚在现实中，一只脚在历史里。我们从过去走来，既是今日现实的人，也是昨日历史的人。因此，只有不断熟悉历史、不断反思才能将现实看得更加透彻。
记者：我觉得，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有其价值，每个人存在都有其独特的意义。经历了六十年风雨，您觉得人为什么活着?该怎样活着?
沈毅：人生的意义有千万种，世世代代的哲学家、思想家都在探讨。有人说，要赋予人生一定的意义和价值;亦有人说，生命本身的短暂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它并没有什么价值。我认为，人活一世，当他回首过去，总结自己的一生时，应该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应善待自己、尊重别人、享受权利、履行义务、人格独立、信仰真诚、独立思考、勇于担当。做到了这些，我便认为这是充实的一生，有其意义和价值。反之，浑浑噩噩，庸庸碌碌，甚至不明白何为自我，何为主体，是可悲亦可怜的。
记者：您是无党派人士，喜欢写自由体新诗，我知道，您非常看重自由。现今越来越多的人，活着却为各种纷繁事务所累，您觉得在如今社会，怎样才能达成身心自由?
沈毅：人之所以是人，就在于他应具有人文情怀。倘若把物看得过重，缺乏超然物外的认识和追求，他不可能自由。所谓自由不是追名逐利的自由、不是灯红酒绿的自由，而应该是独立思考以及独立思考之后的愉悦和精神上的畅快，这是最大的自由。
记者：中国文人好写诗，我觉得中国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是诗人史、诗歌史。您坚持写作30多年，已发表40多首诗。写作已经融入您的生活，它给您带来了什么?
沈毅：诗言志，言为心声。写诗源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和体会，源于那一瞬间的灵感与体验，不甘心让灵感消逝，就要用形象化、意象化、文学化的语言将之表达出来。这个过程便能超越物的拖累，思想自由地驰骋在自己构建起的形象化的语言世界中。如何将简单却深刻的哲理用文学语言含蓄、委婉地表达出来，是一种修炼，更是一种享受。可能这也是古代文人之所以好写诗、用诗歌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、反映自身追求的原因罢。
记者：胡适曾说，理想中的学者，既能博大，又能精深。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，精深要几乎唯他独尊。在我看来，理想的学者有着学术地位、大家风范、包容心态和宏大眼光，在这四点上您都很符合。那么在您看来，理想的学者是什么样的?
沈毅：在商品经济的洪流中，昔日大学校园那种非功利的求知渴慕现已日渐珍稀。大学被社会的市场化烙上了世俗化的印痕。我认为，理想的学者最根本的属性，是要有独立的人格，不阿谀权势，只追求真理，独立思考，信仰真诚，有着探寻真相的渴望和追求，有着为自己的信仰负责的勇气与担当。这可能是现今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现实中，应该提倡的学者精神。
记者：明年是您从教三十周年，您在教学方法上有什么心得?
沈毅：(笑)心得谈不上，但总是会有一些体会。比如说鼓励学生多读书，把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书籍推荐给他们，并及时督促学生的读书进度和效率。学生在求学时代，总是会有惰性。而作为老师，应该能让学生在回首校园时光时，觉得自己学有所成、活得充实而有意义;觉得多数老师让自己受益匪浅、获益良多。教师为人师表，一定要让学生真正感觉到，这位老师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。
记者：在学生们看来，您用一种宏大、高远的历史观去看待研究领域、去看待文学和人生，站在包容和客观的立场，用史实说话，让学生去重新审视历史，并让他们去自己接触新闻史。您采用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的初衷是什么?
沈毅：教授历史，如果从头到尾都是照本宣科，学生还是感觉枯燥、遥远。所以要充分利用那些原始的、原滋原味的历史资料，让学生亲自去触摸、去体味，学习效果是不一样的。这样，就将看似枯燥的新闻史，变成生动的历史回顾和体验，仿若历历在目，仿若伸手可触。
记者：您期待学生通过您的课堂收获些什么?
沈毅：在这样一个变化剧烈、日新月异的时代，充斥着浮躁与不安，我期待他们除了拥有学识、在求学道路上坚持不懈以外，更重要的是把握好自己，做一个正直的人，拥有好的人格。好的人格在今天，便是只服从真理。虽然可能会在眼下吃点亏，但是它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，使人收获充实且踏实的内心。
记者：今年秋季，是您最后一次为本科生授课，许多教师都去观摩，将您作为楷模。学生们更是为您雄辩且严谨、威严亦宽容的学者精神所折服。在教学方面，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?您对学院中青年教师有着怎样的期待?
沈毅：过奖了。我个人取得了一点成绩，既靠自己的不懈奋斗，也靠学校学院的支持与机缘。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，近年来，科研的动力和压力均在提升，域外理论和方法大量引进，《礼记》有云，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……知困然后能自强。我认为学院老师们的素质、能力和进取精神都越来越好，他们年轻、好学、知识结构更加合理。我相信，他们会很快崛起、超越前人，为学校和学院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记者：今年三月您即将退休，还有什么心愿没有达成?
沈毅：人总要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。在某一个人生阶段进入尾声时，他应该为自己设定新的目标。我的人生感受是，幸福是什么?幸福主要不是你得到了想要的东西，不是达到了设定的终点，而恰恰是你不懈努力、不断追求和不断接近目标的过程。
在教学中，多数青年人觉得学习沈老师的课并非虚度光阴，而有所收获，这使我感到充实而快乐。教学告一段落，今后与学生们交流的机会变少了，在我看来这是个遗憾。
我即将退休，之前设定的目标已经达成。但生命不息，奋斗不止，接下来，我要将自己的诗歌结集出版，并完成一部学术专著，前者是激情创作的结晶，后者是独立思考的果实，但愿会有些价值。我会尽可能充实地安排自己的人生的。
